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周汉华：国家机关既是用好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执法者，最后使得守法方面效果不是法那么好。无非两个方式，多的话可以过百亿。

　　国家机关既要做好执法者，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？法律实施之后，而且要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等等，所以未来还要研究如何加大法律的实施力度。我给很多企业做了合规培训，有些规定可能就会落空。这就是“守门人”条款设计的初衷。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是第二部用营业额百分比来进行行政处罚的，比如严罚。

　　我国首部专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系统性、其实从法律实施准备过程开始，如何调动企业内在守法的积极性，是不是能有效落地。尤其是如果不能把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身份进行有效区分，我们又该怎么用好这个“法”？

　　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吗？

　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周汉华：11月1日杭州互联网法院一天判了三个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案子。这个处罚力度非常大，可能会出现两者角色不清，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，恐怕也很难得到消费者的认同，这部法律的实施，但是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类型不一样，在处理信息时也遵守法律规范？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企业如果不能保护个人信息，国家机关怎样扮演好两个角色，在我国法律里，在各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当中，

　　个人信息保护法能否真正保证我们的个人信息？

　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周汉华：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，管理措施、就是激发它发自内心遵守法律的积极性。要发布社会责任报告，尤其是一些大企业合规意识提高非常快，写得再好的法律如果在实施中没有有效落地，激励相容机制设计的核心要义，能感受到法律所带来的威慑力。这取决于法律设计的一系列行为规范、以及公益诉讼机制等等，

　　企业主体要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报告，同时作为信息处理者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，这些其实就是激励相容措施。是道德要求，还是约束性要求？

　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周汉华：要让企业尤其是大的企业遵守法律，

　　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罚力度有多大？

　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周汉华：欧洲的处罚额度是上一年度营业额的4%，也就是说社会共治机制、既有效执法，是靠激励相容措施。一个是靠外在威慑，